辽代圣宗贵妃墓地的发掘

贵妃墓地山脊上显示出明显的龙的造型

2015年～2019年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锡林郭勒盟文物站、多伦县文物局连续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蔡木山乡铁公泡子村小王力沟辽代墓葬和遗址进行了调查和抢救性发掘，共发掘辽代墓葬六座，属于辽代大型墓葬二座，其中一座为辽圣宗贵妃墓，这是辽代贵妃墓葬的首次发现，还清理建筑基址两处，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这些遗迹、遗物的发现与出土，为我们研究辽代的历史，辽代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草原丝绸之路等相关问题都提供了详实的实物资料，被选为“2015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　

墓地远景图

2015年～2017年，发掘辽代大、中型墓葬六座，墓葬位于一个东、西、北三面环山的巨大簸箕形山谷中，山谷中部有一山梁，将其分隔成高低错落的两个簸箕形山洼，北面群山错落，其势高峻，俯瞰诸峰，山脊分明就是一条蜿蜒的黄龙，龙首、角、身、爪毕现，这可能是注重堪舆的契丹人有意之选。向南逐渐开阔，并形成缓坡，六座墓葬就分别坐落于这两个山洼的缓坡上。山洼向南有几座小山与此遥遥相望，下有一河穿绕中间，名吐力根河，其地形属典型的辽代大贵族墓地。

M1坐标：北纬42°18′21.7185″，东经116°41′57.6024″，方向150°。地表平坦，未见封土痕迹。该墓为砖结构双室墓，由墓道、天井、墓门、甬道、前室和后室六部分组成，全长26.8米。其中墓道总长19.8米、宽1.5——4.6米，呈长方形斜坡阶梯状，前为土质斜坡，后接砖砌台阶，阶梯计11级，每阶高18厘米、宽28——34厘米，长2.1米；天井前接墓道，后通墓门。上宽下窄，底部进深0.71、宽2.6米。两侧壁下部用条砖砌筑平整，外抹白灰，高约2米。砖壁之上为条砖砌成的翼墙，两侧不对称分布，东翼墙长3.3——3.5、西翼墙长3.1——4.4米。天井内用夹杂不规则片石的棕褐色土填实。

天井后部用两重条砖封堵墓门门洞，均为一丁一竖，砖缝间填以白灰，现存高1.3～2.8米。

墓门为砖砌仿木结构，面阔4.75、通高4.85米。上部砌成仿木结构的屋檐建筑，屋檐正面采用砖雕和影作手法构筑。门洞呈圆拱形，两壁向下斜收，其上方为砖砌额墙，抹有白灰。门额上方影作阑额、普柏枋，上置斗栱五朵，均作单抄四铺作，斗栱用墨线勾勒轮廓，以黄彩套勾，内填白彩。斗栱间的栱眼壁装饰4朵缠枝团花，用墨线勾勒轮廓，花蕊绛心粉晕；叶片亦用墨线勾勒，内填赭彩，泛出粉晕，皆色彩艳丽，手法细腻。斗栱上为椽头，檐椽用赭色勾出边框，内填白彩，再上铺设板瓦，板瓦头附锯齿状花缘滴水，板瓦上覆筒瓦，施绿色釉，带有黄釉兽面纹瓦当，用琉璃瓦加饰墓门，是辽代考古发现中所罕见的，也反映了墓葬的高规格，整个墓门显得富丽堂皇。筒瓦以上部分被盗扰破坏，结构不明。

在过洞进深0.4米处装有木门框和门槛，门楣、门扇已无存。甬道平面呈长方形，进深1.35、宽2.5米，北接前、后墓室。前室砖砌，平面呈长方形，券顶。

后室（主室）为砖砌，与前室用木门相隔，平面呈八角形。周壁用条砖一丁一顺砌筑而成，高约2.3米，往上叠涩内收形成墓顶，墓室砖壁又用柏木护壁，形成墓椁。地面方砖铺地，砖面磨光呈黑褐色，铺砌平整，用白灰勾缝，并用白彩绘制璧形图案，内以赭彩勾勒莲瓣纹，不规则分布于整个墓室，色彩华丽。在地面上装饰花纹彩绘，为以往辽墓发掘所仅见。

M1主室

墓葬多经盗扰，位于墓室北部，现存一长方形木质棺箱，制作考究，底部四角包饰薄铜皮，用铜铆钉固定；箱盖仅存一角，边缘包饰薄铜皮，角部装饰如意云头纹铜皮，亦用铜铆钉固定。其内殉牲一完整马匹，马头朝向东南。南部发现木质供桌痕迹，已大都残朽，仅剩部分铜皮包饰，桌面四边用铜皮分段包饰，桌腿呈亚腰腿，亦以铜皮装饰。墓室内未发现人骨痕迹。

该墓虽经多次盗扰，但仍出土了大量的随葬遗物，主要有铜、铁、瓷、琥珀、银等几大类，其中鎏金铜渣斗、三节莲花形铜灯、皆为铸造，造型精美，为不可多得的辽代文物精品。出土的许多精美的马具饰件，其中双龙纹银鎏金马具饰片为其代表。出土了大量的随葬瓷器，以影青瓷为主，纹饰华丽，胎质细腻，器型主要有瓶、罐等。还出土有定窑白瓷，釉色光洁，器型以碗、盘为主，但因盗扰严重，几无复原的可能。

鎏金铜渣斗

三节莲花形铜灯

鹦鹉纹银釦口青瓷执壶

摩羯纹青瓷盆　

M2（贵妃墓）坐标：北纬42°18′13.422″，东经116°41′53.033″，方向150°。由墓道、天井、墓门、甬道、墓室组成，全长40米。墓道呈斜坡式，长29.6米，由于墓葬建于沙土中，疏松易塌，下挖较深的墓道中后段采用青砖砌筑护坡墙。

M2墓葬鸟瞰图

天井后部用两重条砖封堵墓门门洞，斜砌，砌砖高出门洞券顶，墓门被全部封堵。墓门为砖砌仿木结构，上部砌成仿木结构的屋檐建筑，两侧砖砌凸出的倚柱，上承柱头斗栱，加之中心斗栱，共三朵。并用红、褐、蓝、白等色彩勾勒轮廓图案，唐风浓郁。

M2墓门

甬道平面略呈长方形，砖券拱顶，北接墓室；墓室（主室）平面呈圆形，直径4.16～4.5米，高4.22米。青砖砌制，周边并用整柏木护壁为饰，穹窿顶。主室中部靠北有砖砌的棺床小帐基座，后部紧靠墓室北壁处呈弧形，基座用平砖错缝垒砌五层，表面用白灰抹平。尸床正面雕砖砌出七个壶门形装饰，居中的壶门稍大，内饰橘红彩，其两侧各三个壶门的形状和装饰两两相对，分为深灰、浅赭、深褐等色。木棺周围原有木制围榻，围榻用榫卯连接，髹褐色漆，东、西、北三面围合，南面为通道，并用干栏、柱头为饰，棺床周围发现有许多金质垂饰，推测围榻当时应悬挂有帷幔。棺床中部放置一髹漆木棺，木棺以赤柏制成，木质厚重，各部位以榫卯连接，髹黑褐色漆，漆皮较厚，棺内壁贴衬丝织品，木棺头西脚东。原随葬有一银片团窠对蝶纹木枕，鎏金镂花凤纹高复翅银冠，金花银镂花凤纹高靿靴、银鎏金鞓嵌龙纹玉銙銲腰，玛瑙柄银鎏金龙纹鞘短刀、银丝链玉组佩、流苏等，与辽陈国公主墓出土遗物相似，但制作更为考究，工艺也更臻完美，属辽代文物之珍。棺内未发现墓主人的骨骼，在木棺尾端近棺床东侧壁的地面上，殉牲一只小犬，伏卧状，骨骼完整。

银鎏金鞓嵌龙纹玉銙銲腰

银鎏金镂空凤纹高翅冠

银丝链玉组佩

金流苏

玛瑙罐

该墓虽近期被盗，但由于墓室椁木等坍塌，将随葬品掩盖，因此仍出土了银、银、铜、铁、玉、琥珀、玻璃、木、泥、丝绸等大量文物。主要位于墓室的南部，许多器物原应放置于木制供桌之上，供桌由于年代久远，已坍塌无存，仅显痕迹，其上的瓷器等坠落于地。

墓葬中还清理出铜镜两只，其中一只为六角菱花镜，圆钮，周围环绕几只凤鸟，造型生动，为墓主人生前的实用镜。另一只为圆镜，亦饰多只鸾鸟，为墓葬顶部悬镜，两只铜镜皆为辽代铜镜的精品之作。

菱花缠枝鸾鸟纹铜镜

墓葬出土瓷器为大宗，以定窑白、越窑青瓷为主，间有影青瓷，所出土瓷器最大的特点是器口、足多包金饰，且加有金、银盖，是辽代釦器出土最为集中的一次，反映出辽代宫廷用瓷气派。其中“官”字款莲花纹白瓷罐、银盖白瓷葫芦瓶皆为定窑出产的罕见瓷器珍品。越窑瓷器更加精彩纷呈，其中鹦鹉纹银釦青瓷执壶、银釦花口青瓷盏托、银釦青瓷钵等，都胎质细腻，釉色明亮，纹饰华丽、生动，反映出了当时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为整套的饮茶具。

“官”字款剔花仰覆莲纹白釉葫芦瓶

金釦口青瓷器托

还出土了五件玻璃器，玻璃器呈绿、褐、淡蓝等色，器型主要有瓶、杯等，造型独特，其中玻璃瓶根据比对应为装盛香水之用，反映了契丹贵族时尚风气。这些玻璃器通过质地分析应为伊斯兰玻璃，为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位于棺床下方中部发现墓志一盒，墓志为汉白玉质，略呈方形，边长89厘米。志盖盝顶，四周围绕十二生肖人物，人物面部丰腴，神态传神，颇具唐风。中部阴刻篆书“故贵妃萧氏玄堂志铭”几字；志石阴刻正书，首行撰“大契丹故妃兰陵萧氏玄堂志铭并序”，其上详细记载了墓主人的生平、身世等情况，洋洒千余言，据墓志可知墓主人萧氏是辽代圣宗皇帝贵妃，为历史上著名的萧太后（萧太后名绰，小名燕燕）近戚，其家族属辽后族最为显赫的一支。

辽代圣宗贵妃墓地发掘考古意义重大，可以说填补了辽代历史研究的某些空白，取得了重要收获，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关于墓地选择及构成

贵妃墓地由墓葬、附葬墓、享堂等组成。整个墓地应以贵妃墓的时间最早，其余的墓葬有计划和安排的分布与拱卫在其周围。在选择墓地环境上，也是颇为讲究，墓穴的选择也有堪舆学的考量。

（二）关于墓葬年代、形制

M1东北距M2约200米，坐落于同一簸箕形山谷，M1墓主人应与M2墓主人辽代贵妃属一个家族。M1没有纪年随葬品出土，但其墓门装饰和墓室形制等与大康二年（1076）关山八号辽墓（萧德让与魏国公主合葬墓）　，豪欠营子六号墓，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祺墓等颇为接近，带有较为鲜明的辽代中、晚期墓葬特征，研究者一般认为多角形辽墓是从辽兴宗以后开始大量出现的，M1据墓葬形制可初步判断应属于辽代中、晚期墓葬，最有可能处于辽兴宗中、晚期至道宗晚期。

M1墓葬规模宏大，墓门用琉璃瓦装饰，主室地面也加饰彩绘，这在以往辽墓发掘中是罕见的，该墓虽经多次盗扰，但仍出土了许多高规格的随葬品，因此墓主人可能为贵妃重要的家族成员。

M2墓主人为辽圣宗贵妃，是辽代贵妃墓葬的首次发现。据墓志记载为辽统和十一年（993年）的墓葬，属辽代中期，与稍晚的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墓、重熙十五（1046年）年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圆形墓室形制较为一致，符合辽代中期墓葬特征。但其墓门装饰风格简约、大气，受唐墓影响成分增多。其墓道以北部分的东、西两壁都用青砖干垒护壁，护壁部分长7、深达11米，长而深的墓道护壁墙反映了墓葬的高规格，也是为了克服墓葬深埋而当地土质为黄砂土，直立性差的无奈之举。M2的长墓道和深埋是其特点。

M2葬具使用了木制围榻，是中原贵族常用的葬具，虽经盗扰，围榻准确形制已扰乱不清，但围榻存在是可以确定的。类似的葬具在辽墓中鲜有发现。

（三）关于随葬品

M1多经盗扰，随葬品数量、位置不详，在扰土里发现了大量的瓷片，这些瓷片多为影青瓷片，少有定窑白瓷，间有越窑青瓷，这也符合辽代中、晚期墓葬随葬瓷器的特征，辽代贵族墓葬随葬瓷器的大致规律是，早期墓葬以定窑、越窑瓷器为主，间有邢窑、耀州窑瓷器。中期定窑、越窑瓷器依然占主导地位，影青瓷器开始出现，至中、晚期影青瓷器开始大量出现，占比超过定、越窑瓷器。

M1东壁下出土了两件铜器，由于扰土覆盖，应为原位放置，未经扰动，而金、银器皿没有发现，虽然不排除金、银器被盗出的可能，但铜渣斗等也皆为铜制，这可能与辽兴宗重熙十一年十二月丁卯“禁丧葬杀牛马及藏珍宝”　的诏令有关，然而M1墓中有随葬马匹，可见诏令未能完全实施。

M2出土了大量随葬品，其中冠、靴等与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随葬品较为接近，但做工更为考究，其中高翅冠，M2出土的为复翅，而陈国公主为单翅，有当时贵妃与公主生前所戴头冠即效此样式的可能。贵金属冠、靴是辽中期大贵族敛具的组合，但M2的随葬品未见面具与网络，这可能于敛葬方式不同有关，M2墓主人用木棺敛葬，而一般用面具与网络随葬的多不用棺，面具与网络起到与棺同等的作用。

M2出土了大量瓷器，以定窑与越窑瓷器为主，这批瓷器的最大特点是口、足部分多加金、银包饰，是辽代釦器最为集中的一次出土。与几乎同时期且墓主人身份相似的陈国公主墓出土随葬品相比，金银器明显减少，且制作也较为简单，M2出土的这些加金、银饰口、足，且多加银盖，纹饰也多仿金银器的瓷器，似乎有象征金、银器的作用。《辽史•圣宗本纪》：统和十年春正月“丁酉，禁丧葬礼杀马，及藏甲胄、金银器玩”。此诏令与辽、宋当时正发生战争，经济明显困难的时局有关，而墓主人下葬在此诏令颁布的第二年，即统和十一年，因此金银器使用减少，也属正常。

M2出土瓷器器型精美，纹饰华丽，其中定窑瓷器多有“官”字款，越窑瓷器也见此款，有些瓷器有五代时期瓷器的特征，有的瓷器由于损坏还加锔补，这些可能是辽代早期宫廷中传承下来的瓷器。其中金扣口执壶、竖耳青瓷钵等多件瓷器具有唐代越窑秘色瓷器的特征，应为秘色瓷。

M2还出土了4件玻璃器和3件铜盆，玻璃器属于典型的伊斯兰玻璃，产地应为今哈萨克斯坦附近。铜盆的纹饰也极具西亚地区的铜器特征，应为舶来品，这些随葬品的出土说明辽中期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和辽与中亚、西亚地区的文化、物质交流在当时是充分的。

（四）圣宗贵妃的身世

墓志记载，M2墓主人为辽圣宗贵妃。关于墓主人，《辽史》记载相当简略，贵妃墓志的出土，揭示了大量相关史实，为我们研究辽代后族家族关系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史料。

《辽史•公主表》载：“圣宗十四女，贵妃生一女，燕哥第一，封隋国公主，进封秦国。兴宗封宋国长公主，下嫁萧匹里。”此贵妃，即应为墓主人，这也是史料对墓主人唯一的记载。

据墓志及相关资料记载：贵妃之父契丹名为萧排押，汉名萧宁，《辽史》有传，为辽宋战争时名将，尚魏国公主，魏国公主即为历史上著名的萧太后之女。贵妃家族为辽代后族最显赫的一支。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墓志记载，墓志还对辽后族萧姓的来历有如下记载：“耶律汉室之宗刘氏也，世娶蘭陵，周王之重姜姓也。”与《辽史•后妃传》：“太祖慕汉高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的记载相符。

M1没有墓志等文字记载，但从其墓葬形制上分析，时代略晚于贵妃墓，为辽代亲王一级墓葬，级别甚至高于贵妃墓葬。

（音频来源：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美丽内蒙古】节目）